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

現代都市空間的最佳軟化劑    夏鑄九
克蕾兒‧古柏‧馬可斯(Clare Cooper Marcus)是我從前的老師，能看見她的書譯為中文，自是十分高興。她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地景建築系以及建築系的教授，幾年前才退休。克蕾兒是位由英赴美的社會學者，也是”人與環境研究”(people-environment studies)（環境心理學）這個學域早期開拓的重要研究者之一。她對學生親切，至今，與她在學校旁班克羅夫街邊戶外咖啡座討論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她深受1960年代至1970年代社會運動的影響，有很強的學院反省能力，毫不掩飾其批判性政治立場，尤其對人與環境間的互生互動十分敏銳。她維持研究與設計專業者間的良好互動，譬如說，克蕾兒與她的同事，近年常來台灣並關心台灣黑面琵鷺保育與永續性生態旅遊的侖道夫‧鶴斯特(Randolph Hester)，就一直是柏克萊加大地景建築系中的長年合作伙伴。克蕾的研究與一般英美學院深受實證主義支配之作風完全不同，對她而言，人與環境間之關係是不能分割的整體，這種認識論特徵也使得她得以游刃於自我與空間，社會與文化的深層意義的探討，有近年的民俗方法學與現象學的色彩。這種理論選擇也使得她很自在與從容地接合她最在意的社會關懷。做為學院前輩之風範，上述種種，在近年的人與環境研究的國際會議中，已經不容易在新進的年輕輩學者中見到，更是令人懷念。

《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由人的生命歷程與個體成長的傳記，探討每個生命與生活階段中居家環境與居所(dwelling)的意義，於是，我們也得以關照自身，瞭解居所與自我間之互動過程，認識空間與自我的轉化可能性。本書一如克蕾兒其他的著作，像《依斯特丘村：設計的社會意義》(Easter Hill Village: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Design, 1975)、《就是與人有關的住宅：中密度住宅基地規劃準則》(Housing As If People Mattered: Site Planning Guidelines for Medium Density Family Housing, 1986)、《人民地方：都市開放空間的設計準則》(People Places: Design Guidelines for Urban Open Space, 1990)等，共同地流露出人與地方間的緊密連結，人與地彼此不是相互分離、彼此分裂對立的相關性研究的中性元素，個體、家庭、與社區都深深糾結在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的意義之中。就這個意義言，以克蕾兒著作為代表的人與環境研究實在是軟化今日世界中生冷而異化、華麗炫奇卻充滿敵意的現代都市空間的最佳軟化劑。經歷了三十年快速的經濟發展後，台灣的實質環境實在已經太不適人居，背離永續城市(sustainable city)與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y)越來越遠。人與環境研究的課程與教師今天已幾乎以經是各校必備之師資，也有了小型的學會組織人與環境關係研究學會(HERS，Human Environment Relations Studies)，出版通訊。由於台灣一向有考試領導教學之惡習，而最近考試院又正在修改建築師考試之辦法與考試內容，規定的考試內容俱為技術考量，卻幾無對當前台灣實質環境品質問題之反省。其實，人與環境研究是必須列入為考試科目，以及，建築師再教育科目之一的。雖然本書作者可能大惑不解為何如此重視考試。

若進一步思考，對台灣言，經濟的全球化過程伴隨著近年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動，由社會運動到社區營造，個體如何轉化為主體(subjects)是人與社會的素質提升的關鍵。主體性建構是台灣這種發展中國家，曾經被長期殖民與國家經濟發展掛帥政策強力支配的依賴社會是否得以轉化的不可或缺過程。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是對個體歷史與傳記之反身性瞭解。自我(self)，成就為一種反身性的計劃(a reflexive project)。個體因而得以觸及其生活與生命中整體性的意義，成就為集體的社會行動者。認同的營造是不同生活與生命的計劃，認同的計劃(identity project)延伸而擴及，並朝向社會的轉化。也因此，不同的認同計劃的內容與過程，就決定了以後的社會特質。我們需要質問，是什麼樣的認同？什麼樣的計劃性認同？什麼樣的計劃的內容與過程？由階級的、環境的、性別的、性傾向的、與空間領域性的、宗教的、以致於到族群與國族的計劃，我們都需要反身性的鏡子，讓我們在自身缺席之處看見我們自己，然後才有主體性建構的空間。克蕾兒‧古柏‧馬可斯的《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提供的不只是一本認識居家環境的書，它本身就是一面反身之鏡。